“中国北方黍的驯化可以早到距今1万年左右, 而粟(谷子)则晚到距今8700 年以后。”在河北省蔚县2012年8月2日召开的“全国五谷文化高层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的发言引起与会专家的热烈反响。吕厚远带领的课题组运用植硅体方法对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粟黍灰化物进行鉴定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原始农业起源和两河流域创造的农业文明同等重要。
一般认为,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粟、黍是中国北方最早栽培的农作物,是小麦、水稻传入以前最重要的食物。然而,由于缺少可信的证据,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这一贡献并未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
在谷子起源上,国际学术界流行三个学说:中国(东亚)起源说、欧洲起源说、南亚起源说。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谷子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刁现民指出,一种作物从什么地方起源,应该有多方面证据,包括考古、文化、野生种、遗传多样性、原始类型等。这几方面的证据中国基本具备,因此可能是起源的真正中心,南亚等其他地区可能是次生中心,但还需要从分子遗传学等方面继续寻找证据。
一万多年前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为应对生存压力而发明了农业。黍和粟的野生祖先因其极强的抗逆性以及短生育期的特性,成为中华民族首选的栽培作物,种植粟、黍标志着中国北方原始农业的开端。以五谷(稷、麦、稻、黍、菽)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生产及其方式,为华夏文明的孕育、发展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刘旭指出,从种质资源角度讲,中国起源的作物像谷子、稻、大豆基本上都带有“皮”(颖壳),而国外起源的作物如小麦、玉米、甘薯、马铃薯大多没有“皮”。带有“皮”的作物耐贮存,因此可以应对灾荒,这可能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国外许多早期文明如玛雅文明等则由于灾荒、饥荒而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五谷文化是民族生命的延续,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的一个强大的遗传学基础。
纵观中国科技史,许多发明创造和农耕知识、经验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五谷的种植和加工。《周礼》记载,农官到田间视察,选出良种来推广,这是中国作物育种的肇始。汉代《氾胜之书》中有了采取“穗选法”育种的最早记录。北魏时期育成一大批能满足不同栽培要求的新品种。《齐民要术》根据品种的熟期长短、植株高矮,以及抗旱、抗虫和其他相关性状,将当地栽培的86个粟品种分为4类,甚至将品种的“味美”或“味恶”、“易舂”(便于加工去壳)都一一标明,既显示出严谨的科学态度,也体现了深入细致的检测实验精神。中国农史学会副理事长曹幸穗教授表示,《齐民要术》时代多以育种人的姓名来命名作物新品种,这是对育种者劳动成果的一种肯定与褒颂,是一种崇尚知识的健康社会心理的表现。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何红中博士对作为五谷之首的粟进行了专门的文化考察。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粟取代黍的地位后,在古代一直是北方地区的重要食粮。《诗经·国风》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诗句反映出谷黍在当时作为主粮的事实。粟还是古代政府税收的来源之一、社会财富的重要象征。中国几千年以农立国,稷神崇拜和祭祀之风相延。对稷的崇拜经历了“稷官–后稷–稷神”的演变,古代稷神与社神祭祀往往并提,“社稷”成为国家的象征。
从精神层面说,谷子以其耐旱、耐瘠、耐贮存等生物学特性,培养出华夏子孙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粟文化深深烙印在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人文情怀。古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唐朝世人李绅《古风二首》诗云:“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时至今日仍有这种关注民生、珍惜粮食的情怀。
何红中认为,从全球范围看,古代文化中的粟符号又是独特的,例如朝鲜把粟叫“粟克”,俄罗斯把粟叫“粟籽”,印度把粟叫“棍谷”。再如粟在梵语称“Cinaka”,即“中国”之意,印地语称“Chena”或“Cheen”,孟加拉语称“Cheena”,古吉拉特语称“Chino”,都只是语种上的拼音不同。这些语言学方面留下的痕迹,证明了当地文化与中国外传粟的某些联系,也说明传统文化中的粟符号具有世界意义。
总之,粟文化的内涵丰富而广博,从耕作方式到栽培技术、从宗庙祭祀到民间风俗、从诗歌咏颂到各种寓意,是承载中华文明长久发展的重要基因,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和世界意义。粟(含黍)文化的研究还比较浅显,有待于从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中外交流、文化史等方面进一步研究和探讨。[1]
历史文化的研究往往来自于现实的需要。人类对谷物加工及认识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过程,目前面临一种回归。人们祖先食用的谷物如糙米、全麦面粉和谷子等都是健康食品。而现代食品工业为了便于制作、改善口感,谷物加工精度越来越高,胚芽和麸皮等大量有益的成分被丢弃,这是人类慢性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口市社科联主席黄莺认为,当前患“三高”等富贵病的人越来越多,通过五谷饮食膳食结构调整,返璞归真,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谷子种植面积还有1.7亿亩,目前仅有2000万亩,退出了主粮的地位。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谭斌认为,就中国情况而言,大众健康的主要问题已由营养不足转变为营养过剩与营养素缺乏并存,慢性病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从慢性疾病的防控角度,必须加强杂粮健康食品的研发与推广。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院长、国家谷子糜子产业体系综合研究室主任王慧军教授指出,粟文化是谷子、糜子产业发展的“历史和民族感情”动力,或称非物质动力。谷子是中国起源的特色作物,是哺育中华民族的作物、新中国的缔造作物,也是应对未来干旱形势和全球气候变暖的战略储备物。过去农业的发展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现在中央明确提出了四靠市场。科研的主流方向如果远离了市场,不管有多大的价值,都不能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科技工作不能只让农民增产,而要更多地为农民增收服务。
五谷是人们的传统食品,五谷文化也是人们的传统文化,发展五谷文化思路应该更加开阔。耕作文化(耕作制度、社会关系)、饮食文化(古代工艺、民俗风情)、 医药保健、艺术(诗歌、俚语、绘画、剪纸)、旅游(农庄、遗址、山水),都是粟文化现实的载体和形式。